侵權損害賠償金額的認定

實踐中，侵權人所獲得的真實利潤往往難以查明，尤其是在侵權人蓄意侵權的情況下，同樣，對于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被侵權人也往往難以舉證。如欲對“侵權人獲利”或“被害人損失”精確計算必然增加權利人證明損害的費用，提高法院調查取證的成本，導致訴訟制度運行成本增加。因此，大部分的當事人都選擇適用法定賠償制度。法定賠償方法在審判實踐中的適用比較廣泛，鑒于確定侵權數額賠償數額的難度，法官根據各種相關因素酌定一個合理數額，是為了提高審判效率、做到相對公平的一個較好的方法。但是，由于法定賠償額幅度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較大，不同法官的素質不同，側重不一，認識有別，在確定賠償數額上可能會有較大差異，有時還會導致賠償數額與實際損失失調。我市中院根據家紡類美術作品的特殊性，聯系實際，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確定的法定賠償數額為三萬元，一方面較好的規范了法官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也解決了賠償數額無法精確度量的問題，節約了訴訟成本，提高了訴訟效率。但是，隨著該類案件不斷增加，案情的不斷復雜化，法定賠償制度并不適用于所有案件。特別是對于一些品牌家紡店，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實質的損失，還有一種無形損失，是很難計算具體數額的，比如商譽損失，可得利益損失，甚至還有精神利益損失等等。如果僅僅適用3萬元的法定賠償，很有可能導致侵權人賠償了之后還有錢嫌，而權利人得到了賠償之后還虧本的情況，難以保護消費者和被侵權人的利益，更難以對其他侵權行為人起到警示效果。此外，為了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除了法律監督外，還可以要求法官在判決書中具體闡述確定賠償額的理由，尤其是對一些爭議較大的案件，這一點在國務院具體的實施細則出臺前尤為重要。我國雖然不像英美法系國家那樣將案例視為法的正式淵源之一，但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對各級法院的判決工作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對整個社會也產生較強的示范作用。特別是在知識產權領域，由于家紡類美術作品著作權的規定還不盡完善，因此法院對某一案件的判決對以后的類似案件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法官在判決書中闡明判決理由對于后一案件的判決乃至今后的立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可以使當事人雙方知曉法院判定侵權及確定賠償額的理由，增加了法律的透明度及可預測性，防止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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