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賄案件如何適用免除處罰？

刑法第164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390條行賄罪均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據此，對行賄人免予刑事處罰具備刑法依據。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查處受賄嚴重依賴行賄人的配合，免除處罰常常被錯用、濫用，致使行賄無罪化現象嚴重。筆者認為，對行賄應嚴格適用免除處罰。

一、行賄情節嚴重的不宜適用免除處罰刑法第67條第1款規定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相比而言，行賄案件要寬松很多，僅要求被追訴前主動交待，不要求自動投案，從寬幅度也更大，這主要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慮。筆者認為，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并非一律免除處罰，不能排斥減輕處罰，司法人員應依法行使裁量權。剔除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這一情節，其他情節較輕的，當然可以適用免除處罰；其他情節嚴重的，一般只能適用減輕處罰。行賄情節除了行賄數額外，還應綜合考量非法獲利、行賄次數、對象、領域等要素。

二、免除處罰不同于法定不追訴刑法第37條規定了免予刑事處罰與非刑罰措施，其前提是犯罪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即免除處罰針對的是犯罪、免除的是刑罰。而刑訴法第15條列舉的6種不追訴情形均應視為無罪。其中，第1種情形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與刑法第13條的但書一致；第6種情形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法律排除了刑法，刑事責任包括刑罰和非刑罰，即不用承擔任何刑事法律后果?？梢?，免除處罰與法定不追訴有著罪與非罪的本質區別。實踐中，司法機關常常將行賄的免除處罰誤認為第1種或者第6種情形，并以刑訴法第15條為依據，偵查機關不立案或者撤銷案件；公訴機關作出法定不起訴決定；法院作出無罪判決。上述做法實際上是混淆了免除處罰與法定不追訴。正確的做法是：偵查機關應根據刑訴法第107條立案偵查；公訴機關應根據刑訴法第173條第2款作出酌定不起訴決定；法院根據刑訴法第195條第1項作出有罪判決。

三、免除處罰與非刑罰應并重忽視非刑罰是行賄無罪化的一大誘因。根據刑法第37條的規定，對行賄免除處罰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對行為宣告有罪，不判處刑罰，但給予非刑罰處罰；二是對行為宣告有罪，既不判處刑罰，也不給予非刑罰處罰（單純宣告有罪）。如上文所述，刑法對行賄的從寬條件和幅度均較為寬松，筆者認為，為了更好地發揮刑法的功能，對行賄案件應限制適用單純宣告有罪，相反，應重視非刑罰的作用。關于非刑罰的種類，刑法第37條規定了訓誡、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行政處罰和行政處分。筆者認為，非刑罰的種類有待完善。眾所周知，工程、項目等經濟領域是行賄的重災區，行賄人往往是為了獲取巨額的經濟利益，因此，對行賄人進行經濟處罰和經營限制很有必要。對于不起訴案件，刑訴法第173條第3款規定了沒收違法所得，這必然會使行賄人的目的落空，同時也符合刑法第64條的規定，理應成為非刑罰措施之一。刑法修正案

（八）引入了禁止令和社區矯正，如果借鑒這兩項制度，禁止行賄人從事相關經營活動并實施社區矯正，則可以彌補現有非刑罰措施的局限。綜上所述，在現有刑法框架和司法環境下，對行賄犯罪片面放縱容忍或者只講刑罰打擊并不符合實際，筆者認為，在正確適用免除處罰的同時，還應該完善非刑罰措施，二者并舉才能形成打擊行賄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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